1964年春，一个普通的上午，湖南的一位林业员郭桃仁接到林场通知，让他下午去参加全县林业工作会议。他早早地吃过午饭后，带着自己用了几年的笔记本和一支笔，匆匆赶往了县城。
别看郭桃仁带着本子和笔，其实大字不识几个。每一次领导安排任务，他都是靠着脑子来记忆，顶多在笔记本上画上几个符号，也只有他自己能看得懂。
会议快结束的时候，邻座的一位同事出于好奇，拿起郭桃仁的笔记本翻看。谁料，翻看到第三页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把笔记本还给了郭桃仁，借故直接站起身离开了。郭桃仁当时还想，这人难道不知道会议不准早退的规矩吗？
会议结束后，郭桃仁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场。之前的那名同事，带着几名公安突然推开门进来，径直走到郭桃仁的面前说道：“你就是郭桃仁吧，跟我们到局里了解一下情况！”
一向老实巴交的郭桃仁吓了一跳，心里一阵恐慌，我没做过啥坏事啊？怎么公安局的同志就找到我了？莫非我笔记本上的符号，被人当成了特务密码？郭桃仁诚惶诚恐地跟随着公安，一路走到了公安局。
郭桃仁把笔记本递了过去，翻到第三页的时候，公安指着上面一个鲜红的印记说道：“这个是哪里来的？”
“严肃点，老实说，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从哪里捡来的？说清楚一点！”公安大声地喝道。
郭桃仁被吓得一个激灵，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，原原本本地把捡到东西的经过说了一遍。
但是公安却有点不相信，对郭桃仁说道：“你待在这里不要动，我去向领导请示。”
第二天一大早，公安局出动了三辆大卡车，上面坐满了民警和特警，足足有上百人。这些人兵分两路，一部分人去郭桃仁家中拿这样的一个东西，一部分人前往郭桃仁说的捡东西的地方搜查。
这到底是一个啥东西？为何会引得县公安局如此兴师动众？它又是如何落在了一个老实巴交的林业员手中的？
郭桃仁出生在湖南平江县的一个贫农家庭，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。由于战乱和贫困，所以郭桃仁从小就没有读过书，不认识字。
1958年，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，平江县附近的万载县成立了一个林场，开始大肆招收林业员和伐木工。
在那个年代，工人是一个不错的职业，年轻力壮的郭桃仁高兴地报名，成了一名林场的林业员。
工作期间，郭桃仁老实肯干、任劳任怨，颇受林场领导的器重，很快就把提拔为了一个伐木小队的队长。
1963年年底，有一次去伐木的时候，郭桃仁突然肚子疼。他找到一片草丛，处理问题后，随手拿起一把树叶。
不料，就在抓起树叶的时候，他突然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。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埋在树叶下的黑色的皮箱露出了一角。
这种深山老林？怎会是有一只皮箱？郭桃仁抱着巨大的好奇，把这个皮箱拉了出来。但是由于年代久远，皮箱直接就碎成了几块，与此同时，一块圆形的东西从里面掉了下来。
“郭桃仁、郭桃仁……”有人在大声呼喊他的名字，郭桃仁把东西往口袋一装，然后就回去继续工作了。
晚上回到宿舍的时候，他把这样的一个东西仔仔细细地用水洗了一遍。郭桃仁发现它的材质是银子的，看起来像是一枚大印，上面还刻着不少字。
这到底是个啥东西？郭桃仁百思不得其解，他找到一盒印泥，啪啪啪地在自己的破笔记本上盖了几个印记。但是郭桃仁不识字，再加上印章上的是繁体字，他根本就看不出啥意思来。
其实，这枚印章是土地革命时期，湘鄂赣省政府的公章，上面有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”的刻字。
郭桃仁也没当回事，他打算等有时间再找一个识字的人帮忙看看。但是由于年底林场工作繁忙，这个事情就一直被搁置了下来。直到去参加林场会议的时候，同事看到了他笔记本上的红印。
那时候的人都很纯朴，以为郭桃仁是陷害革命先烈得来的印章，所以就报警了，随之而来的就是警察的盘问，以及后续搜查的事情了。
这么一枚印章，公安局却出动了上百人搜查，足见其背后代表的意义，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它的来历。
1927年，大革命失败以后，在的率领发动了“秋收起义”，随后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。在此后的四年间，人创建了10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土地革命。
在1930年冬至1931年秋的最近一段时间内，随着红一方面军连续三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，湘鄂赣苏区得到迅速发展。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。形成了拥有21座县城、5万多平方公里土地、250万人口的中央根据地。
1931年7月，中央湘鄂赣边区委员会在浏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大会应革命形势的需要，组建了湘鄂赣省委。
1932年4月，湘鄂赣省委和省政府机关都迁入了江西省万载县内，在万载县领导工农红军进行武装斗争，并且省委、政府制作启用了公章。
这枚印章是用白银熔铸的，直径约有10厘米，刻有代表党的镰刀、锤子图案，背景是一个地球，四周以稻穗和麦穗环绕。外圈有20个隶书汉字，以两颗五角星间隔。
虽然白银的质地软，容易磨损氧化变黑，但是在防伪要求很高的革命年代，白银却是熔铸公章的不二之选。因为白银熔铸之后形成的缺陷具有唯一性，即便使用相同的模具，也不可能制作出一样的印章。
这枚苏维埃印章，在一份份公文上盖下威严的红印，在湘鄂赣省委和省政府的管理下，湘鄂赣苏区经济水平迅速飞升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。
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，因为王明、博古等人的错误领导，我军遭受重大失败。湘鄂赣省委省政府被迫决定，省委、省政府全部撤出万载县，向铜鼓县转移。
部分重要文件和印章交由苏维埃政府保卫局局长张春吉、省互济会邱思炎、省苏维埃干部王群（女）、刘伯芳（女），以及省工会干事易容，五个同志一起保管和转移。
五个人将这么多东西用一个黑色的皮箱装好，开始跟随着大部队进行转移。就在路过一个树林的时候，部队遭到了敌人的伏击。
此时到处都是敌人，眼看已经没办法摆脱。五个人商议之后决定，不管谁不幸牺牲了，剩下的人一定要将箱子安全带回组织，决不能让东西落到敌人手里。
转移过程中，为保护王群、刘伯芳两位女同志的安全，三位男同志和敌人浴血奋战，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了。
眼看实在跑不掉了，两位女同志把皮箱埋在了一颗大树的后面，并且快速奔跑着引开了敌人，最后二人也在奔跑过程中牺牲了。
就是这个埋在树下的箱子，直到二十多年以后，才被林业员郭桃仁发现了，箱子里的湘鄂赣省政府印章也终于得以重见天日。
1964年，就在郭桃仁前往公安局接受调查后的第二天，万载县公安局出动了上百人的警力，前往了林场郭桃仁发现印章的地方。
这一次他们一共有三个任务：一是将该印章收归政府保存;二是在发现印章的地方做全面搜山，看看还有没有老红军的遗物;三是查找红军烈士遗骨，给予迁葬。
在车上的时候，公安局长对郭桃仁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，这枚印章的意义太重大了，它是血染的，是革命的象征；等下你一定要具体指出发现印章的地方，我们要尽力寻找到其他的红军遗物和烈士遗骨。”
可是，100多名公安特警，在这片大山里面整整搜索了一整天，最终任何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到，最终只能带着遗憾回到了公安局。
1994年，这枚印章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，被保存在湘鄂赣革命纪念馆中，赫然成为了湘鄂赣革命纪念馆的“镇馆之宝”。它凝结了革命先烈的鲜血，是中国革命艰辛曲折过程的见证，是一段极具教育意义的红色历史。
2014年4月，湘鄂赣省革命纪念馆的同志来到平江县找到了郭桃仁，对他当年无私捐献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公章的事表示感谢。因为正是当年郭桃仁这位林业员无意中的发现，让这段红色历史能够鲜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已经是古稀之年的郭桃仁，见到纪念馆的同志后，无比感动地说道：“谢谢你们来看望我，发现这枚印章，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，因没有革命先辈的流血牺牲，就没有我们如今的美好生活啊！”